2015年10月，杜润生先生去世。盘点这位百岁长者风雨一生，除了对于中国农村改革的突出贡献，同样璀璨的，是他为中国改革事业培养出的系列“门生”：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领导推荐下属推荐信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领导推荐下属推荐信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而今天两位正国级领导人，习和王岐山，前者曾是杜润生先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后者则曾是杜的下属。
这些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并且在随后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的变革，一直到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
“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习在今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要争当改革促进派后，不少人觉察到这个语词背后的年代记忆。这既是今天的改革领导者的青春记忆，也是他们寻找到的、继续推动中国改革的法宝：寻找改革的新鲜血液，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健康力量，将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最终实现中国社会全面进步。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增速下滑，更换发动机。而反腐风暴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杂音，有人认为改革动力不足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党员干部。习“对症下药”提出党员干部要“争当改革促进派”，就是要通过抓干部队伍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开创新的局面。“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注重培养选拔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领导干部，提高专业化水平。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将重用改革促进派，明确为整个执政党的意志。
怎么才算改革促进派？不用严肃的政治语言描述，不妨用人物白描的手法“画像”。当年曾与王岐山一起工作的翁永曦，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领导推荐下属推荐信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
其实，当时杜润生身边这群年轻人，某种意义上，是谷歌[微博]掌门人埃里克·施密特描述的创意精英（smart creative）。这群人具有极强的创造力、洞察力、感知力和实践能力。创意精英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创造带来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自激励是他们的特征。而让创意精英发挥作用的，并非激励，而是赋能，是提供他们能更高效创造的环境和工具。
当年杜润生先生的9号院，汇集的青年，就是一群smart creative，他们能够脱颖而出，既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在于杜老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在改革开放，僵化体制松动的大环境下，提供了让这些青年迅速脱颖而出的小环境。而今天，执政党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吸纳人才，又如何打破条条框框，让存量发挥作用，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未来，也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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